所以统治者强调施实德于民[6]，以真心善待民众，认为天惟时求民主[7]，民之所欲，天必从之[8]，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9]。

因为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目的、意义等等，都是由心灵来承担的。人与万物都来源于宇宙生生之理，只是人有觉而物无觉，这个觉就是心之灵明知觉，因此，人应当觉其人之所以为人者，应当有一种关怀，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

[41]《刘子全书》卷19，《答履思二》。由此可见，天理、人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里隐含的思想是，形而上者是性，虽然在形而下者之情之中，但性情毕竟不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毕竟不同，所以要透过形而下之情，以见其形而上之性。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本是生生，非由外铄我也。[44] 所谓诚意并不是排除一切物欲，而是端正其意向意志，诚实向善而已。

……夫所谓知本者，仍旧只是知诚意之为本，而本之不是悬空寻个至善也。阳德衰而阴惨用事更指出对生命存在的伤害。两汉以名教治国，落实到选举制度上即举孝廉，结果出现了许多徒有虚名的人，借道德要名利，这就不是为己，而是为人。

[32] 程颢语，见《答张横渠先生子厚书》，《河南程氏文集》卷2，《二程集》。这一点，在儒家哲学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如程颢，以其和粹气象感化人，使人如沐春风。

值得一提的是，平民教育是阳明后学发挥出来的另一重要的教育特色。其次，这种人文教化以为己之学为根本特征。

求道、求为圣贤，自家的身心性命就在这里，故无暇他及，这是为己之学所揭示的德性主体的人作为目的的根本特征。就道德理性来讲，它是一潜在的存在。孔子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曾受到曲解，以孔子教育学生学习是求功名利禄。阳明弟子继承了他的教育事业，如王畿一生讲学不辍，年八十，尚出行不辍，车辙遍布各地，至则召集学者讲论。

孟子提到君子有三乐，这三种快乐是王天下也不能够取代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是其一。这是孔子始的儒家与老子始的道家相同的。朱熹虽然说过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27]，但这并非意味着理就是超绝的实体，只是强调其形而上的独立性，强调理气不杂的一面，但不杂是以不离为前提的。王阳明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范畴，就是要从情感、知性上直接落实道德本心。

[17] 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记载得比较多，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不齿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足以为人师表。

但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并非实体论的。一为内在的遥契，以《中庸》为代表，从天命天道处贯通下来说性。

朱熹对形而上之理的分析，正是对道德实践的超越意义的保证，超越的根源是天地万物大化流行中所体现的自然目的，它不是人的有限的形体存在所能障蔽的，道德实践就是对有限自我的超越，体现为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形而上的本体境界。关于内圣外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在此意义上说，是自我超越。其三，重实事教育，包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王阳明在提倡致良知宗旨的一开始还特别提到一个理障的问题，他这样对其学生陈九川说：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

至于性，则只有在性即理的意义上才是形而上者，尚有所谓气质之性，故程颢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了[26]。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之教，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

这种境界是儒家道德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落实，这才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体现。[19] 这就是说，启发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缘，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

他曾借其学生杨简断扇讼之合情合理，指示其发明本心，由此可见其教法之一斑。每个人的教育方法、教育风格也各有特色。

[20] 见《孟子·尽心上》。[7] 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这一点确实是王阳明最重视的。这在牟宗三先生看来是肯定的，他首先在实体论上落实天、天道、天命、性、心诸范畴之存有，再从中国哲学中富含的活动精神讲既存有又活动，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讲通的。

朱熹特别把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特征分析出来，作为形而上的理即性理，但性理最终要还原到情感上，这才是其全体大用之学的特征。这里，所谓超越的精神，并非是外在的、彼岸的、绝对的神性所赋予的，也不是预设的自由意志所先验地给定的，而是说道德本身就具有超越精神。

再则是要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成人、成德之教就是要使人担荷起这使命，实践此目的，这是所谓人类应该承担也是能够承担的。

至宋明时期，师弟子相传授受的形式再度盛行，理学家作为思想家的同时，也是大教育家，都有成群的弟子。再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以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

这与朱熹强调的理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修道之教直接落实在成人、成德的自我修养上，它体现了儒学人文主义对人的根本看法。王阳明早年在私塾学习，就是为了求为圣贤，而不是求功名。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

朱熹晚年也因此而遭受伪学、伪党之诬，弟子蔡元定遭流放，但朱熹于平生所讲所学不曾稍稍放弃，临终前还曾改定《大学》诚意章。这句话是对于当时的学习风气的批判。

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因此，理学家普遍反对科举制。

前者属主观性（Subjectivity）原则，后者属客观性（Objectivity）原则。心有血肉之心，有道德本心，后者就是从形而上的理的意义上说的。